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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的博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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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巴曙松教授,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巴曙松教授在银行、证券、基金、企业年金等领域有过10余年的实践工作经验,熟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基金与年金运作,参与中银香港海外重组上市项目,主持起草了《中银香港风险管理政策与流程》。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与金融市场监管、企业融资问题与货币政策决策,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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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不良资产可能增加 防范银行坏账激增  

2006-02-11 16:41: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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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产能过剩问题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中国整个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自然会有这样的担忧:前几年经济快速增长进程中投放的大量信贷,在经济增速减缓时,是否会成为新的不良资产包袱?
 

不良资产可能增加

年初,中国银监会公布的一系列关于银行不良资产的数据,无疑缓解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研究者的担忧。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到2005年末,中国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首次下降到一位数,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2005年12月末中国境内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3133.6亿元,比年初减少5176.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8.6%,比年初下降4.2个百分点。

对于数年前一直被不良资产困扰的中国银行业来说,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确实令人欣喜,特别是较之原来的统计数据,目前公布的不良资产,是建立在更为严格的贷款分类、更为充分的准备金提取的基础上的。

那么,产能过剩是否这一次就与银行不良资产擦身而过呢?

如果进一步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观察中国银行体系中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及其分布,可以发现,外部体制性(例如国有企业破产等)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下降,宏观经济波动导致不良资产的影响在增强。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与其说商业银行承担了经济转轨的成本,还不如说商业银行承担了经济大幅波动的成本,承担了宏观调控的成本。

从大致走势看,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形成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是在1991-1993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从1990年的10%上升到1993年的20%左右,其中包括商业银行承担了不良的企业债券的损失。第二个高峰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再次急剧上升。

从不良资产与经济周期的历史波动轨迹看,通常不良贷款大部分都是经济景气迅速上升时期投放出去的,一旦经济出现较大起伏,高速扩张的信贷必然产生大量新的不良贷款。

2003年,中国银行业投放了2.99万亿元的信贷;2004年和2005年信贷增速虽然有所减缓,但是依然保持在2万多亿元,三年8万亿元左右的信贷投放,即使仅仅是1%的银行信贷成为不良资产,也依然是一个相当大的金额。

现在,我们还不能认为此次经济调整和产能过剩就一定不会给银行带来不良资产的上升。这需要取决于多个方面的因素。例如,银行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放的信贷是否在风险控制和风险定价方面作了充分的预防?银行对于不同产业的供求关系变化是否有了超前性的把握?避免过多介入到已经出现的过剩产业特别是过剩产业中的劣势企业?

在一些银行分支机构调研时发现,有的银行尽管不良资产比率下降了,但是从五级贷款的分类分布看,第二级的贷款(关注类贷款)占比迅速上升,第二级和第三级的贷款虽然只有一个级别的差异,但是三级贷款就是不良贷款,就要统计到不良资产的口径中。这种特定的贷款分类结构,可能隐含着不良资产上升的潜在压力。

实际上,产能过剩的产生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不是第一次出现,也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因此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和市场化的角度来考察。

用金融杠杆缓解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问题的产生既有体制因素也有经营因素,在以内需替代外需的大趋势下,除了通过扩大内需积极消耗过剩产能、促进结构调整和优胜劣汰等措施外,从金融角度进行反思很有必要。

首先,在整个社会融资结构严重依赖银行的格局没有明显改变的前提下,宏观经济大起大落、个别行业严重过剩可能产生的成本,最终在相当程度上可能还会由银行来承担,这可能表现为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上升。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可以减缓这种趋势,但是可能还难以改变这种趋势。

因为银行体系仍然是主要融资渠道,对产业领域的信贷政策应该反映出银行在贷款定价上的能力,以合理的风险承受能力、信贷管理能力和资金定价能力来获得溢价,如果银行的这些基本风险管理素质缺失,就会恶化金融资本在产业领域配置的信号。

总体来看,运用金融杠杆缓解产能过剩压力的核心在于形成市场化的、更为灵活有效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更好地识别风险,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对风险进行定价,推动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从而推动投资的健康增长。

其次,从金融角度看,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是形成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在投资决策上,只要投资项目的边际回报水平高于资金成本,就可能吸引资金流向这些领域,当前宽松的货币环境客观上使利率水平维持低位,只有使利率水平真实地反映金融资本的价格,才能得到合理配置。

这一思路的前提是,资金定价即利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和富有弹性,从而真实反映产业投资的需求,以及一个经济周期波动范围内的风险波动状况。

第三,改革投融资体制,放松对于垄断行业的管制,理顺价格关系,也是重要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2006年产能大幅过剩的行业,往往是经济扩张时期利润率最高的行业,有不少行业是存在严重管制和审批的行业。

在上述关键领域,因为管制等原因,价格的传导并不通畅。从上游到中游、下游的价格传导是否合理,这部分取决于上游与中游和下游的谈判能力,如果通过体制上的改进形成顺畅的价格传导机制,则上、下游的供需平衡能得到有效改善。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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